《霓裳羽衣曲》是盛唐大曲中最有名的一首,是包含多个段落的大型歌舞曲。唐代大曲很多,唯独《霓裳羽衣曲》在后世声名煊赫,其中文学传播的力量功不可没。通过各种富于文学性的抒写,尤其是中晚唐诗歌作品,我们不仅得以推测这支乐曲的产生过程,想象它的乐舞形态和表演盛况,而且得以感性直观地领会不同情境下,唐人对这支乐曲所寄寓的不同情感与思绪。
关于这支著名乐曲的来历,史书提示了两种说法:其一,河西节度使杨敬述献曲;其二,唐玄宗闻仙乐而创作此曲。
玄宗时,河西节度使杨敬述献《霓裳羽衣曲》十二遍。……俚俗相传,以为帝游月宫,见素娥数百,舞于广庭,帝记其曲,归制《霓裳羽衣舞》,非也。
《资治通鉴》出自宋人之手,让我们沿着时光之流回溯,看看唐人对此曾有过怎样的表述。
关于杨敬述献曲,我们能看到的最早记载出自白居易《霓裳羽衣歌·和微之》:“由来能事各有主,杨氏创声君造谱。”(自注:“开元中,西凉节度使杨敬述造。”)
三乡驿在洛阳昌谷(今洛阳市宜阳县),境内有女几山,奇峰林立,飞瀑高悬,风景优美。女几山的得名也充满神奇色彩,有人说仙女杜兰香在此升天,留下一个石几;有人说一个名叫女几的酒家女,在此偶遇仙人指点,修习长生之术而成仙。刘禹锡的诗歌表明,开元年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玄宗志得意满,唯一的遗憾便是时光飞逝,人生有限。一天,他来到昌谷三乡驿,眺望白云缭绕的女几山,想起那些羽化登仙的动人传说,不禁心生向往,于是写诗谱曲,创作了《望女几山诗》和著名的《霓裳羽衣曲》。
由此可见,乐曲主题是歌咏缥缈神仙境界,表达求仙慕道的愿望,这从乐曲题目也可得到印证。古代诗文语境中,“霓裳”“羽衣”二词,几乎从来就与神仙、道士相关。“霓裳”最早见于屈原《九歌∙东君》,诗歌描写东君(即日神)的衣着:“青云衣兮白霓裳。”
“羽衣”则最早见于《史记∙孝武本纪》:“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颜师古《汉书》注:“羽衣,以鸟羽为衣,取其神仙飞翔之意也。”)
在人们的想象中,神仙都生活在清朗的天空,穿着云霓做成的衣裳,轻盈飘逸,五彩缤纷,像鸟儿一样来去自由。因此,汉代以后,以修炼成仙为目标的道士们,往往以宽袍大袖、羽衣鹤氅为道服。“霓裳”“羽衣”也渐渐成为诗文作品中描写道士的重要语词。
(开元二十九年辛巳)二月辛卯,帝制《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以荐献于太清宫,贵异于九庙。
根据这条记载,玄宗创作《霓裳羽衣曲》的目的原本就是用于太清宫的道教祭典。
或许正是因为《霓裳羽衣曲》主题与仙道信仰的密切关系,唐人在笔记小说中便虚构出诸多有关这支乐曲创作过程的神奇故事。这些故事主要情节相似,都是描写玄宗入月宫聆赏仙乐仙舞,只是陪伴玄宗身边的道士各不相同。充满神奇色彩的故事也影响了诗人的创作,杜牧《华清宫三十韵》即写道:
综合以上史料,音乐史家杨荫浏认为,《霓裳羽衣曲》的形成过程是:唐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几山,忽然兴起去月宫聆听音乐的美妙幻想,游山归来,就想用音乐将这幻想描写出来。写了一半,便暂且搁置。后来杨敬述进献《婆罗门曲》,玄宗觉得和他正在写作的乐曲有吻合之处,便加用《婆罗门曲》声腔旋律作为素材,完成全曲。从曲名看,《婆罗门曲》可能是印度乐曲。因此,《霓裳羽衣曲》是中国作曲家部分吸收印度音乐素材写成的大型乐曲。
《霓裳羽衣曲》虽产生于开元盛世,但它广泛地进入诗歌,成为诗人的歌咏对象却在中唐以后。或许是安史之乱后,宫廷乐人流落民间,才为一般文人所熟知。据粗略检索,中唐以前只有两首诗歌写到《霓裳羽衣曲》,分别是李白《清平乐》(其一)和魏元忠《武三思席上咏绮娘(题拟)》。但魏元忠、武三思均卒于唐中宗景龙元年(707),不可能预知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所出新曲,因此这首诗歌是否确为魏元忠所作,大有疑问。
中晚唐时期则有近30位诗人的60余首诗歌写到《霓裳羽衣曲》,其中仅白居易就写了18首。在这些诗作中,《霓裳羽衣曲》被诗人赋予诸多不同情感,成为一个具有多层意蕴的诗歌意象。
第一,作为宫廷大曲,《霓裳羽衣曲》代表了盛唐音乐艺术的最高水平,成为人们欣赏和习练的典范之作。据文献记载:“宪宗时,每大宴间作此舞。”(王灼《碧鸡漫志》)
这次审美经历,令他念念不忘。元和十年(815)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元和十三年(818)转官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这两地在当时都属偏僻落后地区,因此他感叹:
元和十五年(820)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任内他疏浚六井,解决百姓的饮水困难;治理西湖,缓解西湖淤塞、农田干旱问题。政务之余,仍然没有忘记《霓裳羽衣曲》:
遗憾的是,乐工习练好了之后,仅仅演奏了3次,白居易便任满回京,乐队也随之解散。
宝历元年(825)三月,白居易出任苏州刺史。到任后一直忙于公务,直到秋天才稍有空闲,于是又想起了《霓裳羽衣曲》:
整个苏州竟没有一个乐工能表演这支乐曲,他只好向正在浙东任职的好友元稹求助:
元稹赠送的曲谱成为白居易至爱的珍宝。唐武宗会昌二年(842),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在家里养了一个乐舞班子,专门习练《霓裳羽衣曲》:
从中晚唐诗作中还可以看到,除宫廷和士大夫阶层,《霓裳羽衣曲》也逐渐在市井间流行开了,市井艺人都悄悄向宫廷乐工请教:
而白居易笔下那个“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还曾把这支绝美的宫廷乐曲带到了穷僻荒远的江湖之上:
第二,《霓裳羽衣曲》成为那个一去不返的盛世的象征,总会引起诗人抚今追昔的凄怆与感伤。如:
第三,据陈鸿《长恨歌传》,天宝初杨玉环被选入宫中,“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导之”。而乐史《杨太真外传》也说,杨贵妃以善舞《霓裳羽衣曲》著称,每当“皇情不悦”,贵妃便醉舞《霓裳羽衣曲》,总能使“天颜大悦”。因此后世反思“安史之乱”时,《霓裳羽衣曲》便成为女色误国、帝王昏聩的象征。如:
第四,如前所述,《霓裳羽衣曲》的主题是歌咏神仙境界,表达求仙慕道的愿望,是玄宗为太清观祭献道教神祇而创作的乐曲,因此它本来意蕴在诗歌中也时有表现。如:
前一首诗是为道观祭祀而作,后一首诗则是晚年潜心修道的诗人对子孙的嘱咐。两首诗无一例外都借《霓裳羽衣曲》来表现仙道世界的高远美妙。又如:
王子晋又称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据说,他长于吹笙,能吹出凤凰鸣叫一样的声音。后来得道成仙,在缑氏山上乘白鹤飘然远去。白居易这首诗,便将《霓裳羽衣曲》与仙人王子乔的笙乐相比拟。
然而,尽管道教在唐代被尊为国教,但神仙世界的虚妄难求仍是大多数人的真切感受。《霓裳羽衣曲》所代表的仙道信仰,在诗人笔下便常常成为一种反讽,如,刘禹锡《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
和汉武帝刘彻一样,亲手缔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炼丹修仙,追求长生不老,但时光荏苒,终究一无所得。“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秋风辞》)
在另一些诗作中,诗人借《霓裳羽衣曲》所传达的反讽又总是与盛世光景骤然消失的感伤相结合,从而产生强烈的虚无感。如:
舟行十五里,刚好听完一支《霓裳羽衣曲》。音乐史家杨荫浏以白居易《霓裳羽衣歌·和微之》为基础,结合其他各种史料进行考证,认为全曲共36段,分为散序6段、中序18段、曲破12段。其中散序部分比较舒缓:
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间者久之。(白居易《池上篇序》)
中序以后,音乐逐渐加快。经过几次变奏,到入破(即整支乐曲的最后部分)时,变得极快:
作为一部大型歌舞,《霓裳羽衣曲》的舞制多样。有独舞,如《杨太真外传》所记:
时木兰花发,皇情不悦,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颜大悦,方知回雪流风,可以回天转地。
上元、萼绿、王母、飞琼都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女神,诗歌借以描写女子双双起舞。
只见演员时而轻盈旋转,就像雪花在回风中飘洒;时而上下翻滚,好似游龙在云层中穿梭。小垂手舞一段有如弱柳随风,柔美如云的长裙舞袖在风中轻扬……
演员的服饰也极为精美,所谓“不着人家俗衣服”。云环雾绕般的“九骑仙髻”、金玉装饰的“步摇冠”、清新淡雅的“月色裙”、华丽炫目的“孔雀翠衣”,以及“七宝璎珞”“珠翠”“钿璎”等等,都给观赏过《霓裳羽衣舞》的唐代诗人留下深刻印象。
《霓裳羽衣曲》是“开元盛世”的艺术珍品,自问世以来一直盛演不衰。“安史之乱”后传播更加广泛,从宫廷走进士大夫私家园庭,并进一步走向长安市井以及四方都邑。随后虽经唐末战火,但据文献记载,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后主王衍、后唐明宗李亶、后晋高祖石敬瑭,以及南唐后主李煜都曾在自己的宫中演奏过《霓裳羽衣曲》。不过,无论是乐曲还是舞蹈似乎都与开元时期有了很大不同。
在爱好《霓裳羽衣曲》的五代十国君主中,李煜最为世人熟知。他才高识博,精于音律女服装,长于作词。在偶然获得《霓裳羽衣曲》残谱后,曾与大周后一道加以补订。在为大周后所作《昭惠周后诔》一文中,他曾满怀深情追忆这段往事:
《霓裳》旧曲,韬音沦世。失味齐音,犹伤孔氏。故国遗声,忍乎湮坠?我稽其美,尔扬其秘。程度余律,重新雅制。(马令《南唐书》引)
但是,经过李煜夫妇补订的《霓裳羽衣曲》不复开元时期旧貌,李煜身边大臣徐铉就曾质疑:“法曲终则缓,此声乃反急,何也?”(马令《南唐书》引)
南唐灭亡时,这支南唐宫廷版《霓裳羽衣曲》随着李煜宫中诸多珍贵文献一起被烧毁。
由于《霓裳羽衣曲》在世间难觅踪影,一些神奇的故事开始出现。如,宋初钱易《洞微志》称:
五代时,齐州章丘北村任六郎,爱读道书,好汤饼,得犯天麦毒疾,多唱异曲。八月望夜,待月私第,六郎执板大噪一曲,有水鸟野雀数百集其舍屋倾听,自道曰:“此即昔人《霓裳羽衣》者。”众请于何得,笑而不答。
对于《霓裳羽衣曲》在世间的存留,宋人曾提出过种种猜测。例如,欧阳修《六一诗话》认为,当时还在演奏的古曲《瀛府》《献仙音》可能是《霓裳羽衣曲》遗声。沈括《梦溪笔谈》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蒲中逍遥楼檐上有唐人横书,类梵字,相传是《霓裳》谱”,但“字训不通,莫知是非”。而江休复《嘉祐杂志》记载,同州乐工曾演奏河中府黄幡绰所传《霓裳羽衣》谱,但这一曲谱在当时便不为其他乐工所认可。
丙午岁,留长沙,登祝融,……于乐工故书中得《商调霓裳曲》十八阕,皆虚谱无辞。按沈氏《乐律》“《霓裳》道调”,此乃商调。乐天诗云:“散序六阕。”此特两阕,未知孰是?然音节闲雅,不类今曲。予不暇尽作,作《中序》一阕传于世。
姜夔在长沙发现的是一个器乐演奏家所用的谱本,没有歌词。和文献记载描述的《霓裳羽衣曲》相比较,不仅宫调不同,而且缺了不少乐段。因此,他也不能判断是否真是开元时期的《霓裳羽衣曲》,但觉其旋律风格十分闲雅,颇有古意。
不过,到南宋后期,周密《齐东野语》却记载,朝廷官署修内司曾刊刻过一部乐曲集,名《混成集》,“古今歌词之谱靡不备具”,其中收录了《霓裳羽衣曲》共36段。而且,他还听浙派著名古琴家杨缵说,他幼时曾在宫中欣赏过《霓裳羽衣曲》的表演,“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极高妙”。而周密本人也听杨缵用笛子演奏过几个片段,“真有驻云落木之意,要非人间曲也”。
据杨荫浏《〈霓裳羽衣曲〉考》,晚清至现代,另有两个以“霓裳”为标题的乐曲出现,其一见于1895年出版的李芳园《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但《霓裳曲》标题下有注:“古名《月儿高》。”从曲调来看,也的确是《月儿高》,与白居易描述的《霓裳羽衣曲》曲式结构完全不同。将《月儿高》称为《霓裳曲》,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因此杨荫浏认为,可能是李芳园“依据他个人为《月儿高》所唤起的想象定名而已”。另一支同名曲为1928年凌纯声、童之弦合编的《霓裳羽衣》,出于清代洪升《长生殿》剧本中《重圆》一折。杨荫浏发现,《长生殿》所用曲牌“羽衣三叠”,是由一系列曲牌中的部分乐句拼合而成的“集曲”。他推测,这些曲牌中,《舞霓裳》可能与唐代《霓裳曲》有关。
总之,到今天,《霓裳羽衣曲》这支大唐盛世的绝美仙乐已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们只能借助永恒不朽的唐代诗篇去想象它的美妙乐音和动人舞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