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体育战争后，中国开始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或“转型”。

　　而西方人在进入沿海开放口岸、登上中国大陆之后，自然也就把西方生活习俗不声不响地载到了中国，使中国人固有的生活方式及习俗发生了变化。随着洋货销售市场的不断扩大，洋货品种和进口数量的不断增多，洋货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冲击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并逐渐改变着中国传统的衣、食、住、行等习俗。

　　就中国内部而言，改良风俗成为社会全面变革的一部分，政治改革和移风易俗结合起来，如改革发饰、服饰习俗作为推翻清王朝的组成部分。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梁维新派就提出“戒缠足，兴女学”的进步口号，并成立“无足会”“戒缠足会”“戒烟会”等改良风俗的团体，及至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科学等新思潮，都为民国风俗的变迁提供了思想基础。

　　作为服饰变化和打破旧观念的表征首先集中体现在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上，放足和剪辫具有开先河之作用。效穿洋服、剪辫放足也成为革新和保守的分水岭。

　　民国时期服饰具有平民化、实用化、现代化、国际化的特点，是中国服饰史上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

　　中山装和旗袍是中国现代服装史上的两大经典，它们包含了深厚的内容，一为男装，一为女装，前者是伟人的创造，后者是群众的智慧。

　　民国初期的女子着装，一般是上衣下裙。受到日本女装的影响，青年妇女多穿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裙，下穿黑色长裙，裙上不施绣纹，衣衫也比较朴素，簪钗、手镯、耳环、戒指等饰物很少用。这是民初女装的时尚。这种装束，时人送它一个专有名词：文明新装。上世纪20年代初期，女装变为宽袖圆摆的式样。高耸的元宝领低了下去，裙子也短了几寸，女性可以毫无顾忌地露出双脚。

　　作家张爱玲在《更衣记》里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民国建立，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景象时装上也显示出空前的天真、轻松、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妇女出门系裙，在家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下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新文化运动后，白衣黑裙成为女学生的典型装束。女学生服多为素色衣裙，上衣窄小，裙子长至膝下。校园里所穿服饰的面料非常普通，样式也较为朴素，没有花哨的饰物，倒有一种经过文化渲染的清纯粲然的面容和淑女风度。

　　旗袍是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服饰。上世纪20年代旗袍在上海等城市流行，其特点是宽大、平直、下长盖脚。但是不久，旗袍的长度缩短，腰身收紧，曲线明显。

　　旗袍的样式一直在变：领的高低和有无显示了不同的仪态；袖的有无和长短，展现出不同的风姿；下部开衩的不同部位和高低，呈现出不同的韵昧。它以各种细小的变动来适应各类审美和个性的追求。

　　旗袍在新时代服饰美学思想的改造召唤下焕发了青春，俨然成为时装的一个组成部分。旗袍带有明显的审美象征性。它象征了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原则向现代服饰审美原则的根本性转变，并被赋予了中国特色的意义。

　　民国建立之后，随着旧的服装规定的废弃和当时复杂的社会风尚，中国人的服装穿着进入多元化时期，有的穿西服，有的长袍马褂，同时有西服中服混穿的。

　　传统的长袍马褂仍然受欢迎。长衫的形式在民国初年定型后就再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作大襟右衽式，长及脚踝上2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左右两侧下摆处，开有1尺左右长衩。民国仍然将长袍马褂作为国家礼服的一种，但是在穿着上抛弃了等级差别。

　　1936年，林语堂在《宇宙风》杂志上发表了《论西装》一文。其中说：“满口洋文，中文说不通的人必着西装，或是外国骗的洋博士，羽毛未丰，念了两三本文学批评，到处横冲直撞，谈文学，盯女人者，亦必着西装”，“洋行职员，青年会服务员为一类再一类便是月薪百元的书记，未得差事的留学生，不得志的小政客，华侨子弟，党部青年，寓公子侄，暴富商贾及剃头师傅等又为一类”。

　　男装还以不同的年龄、职业分工划分不同服饰，主要包括工人服饰、学生服装、军警服饰等。

　　学生服相对整齐划一。学生装是清末民初大批留学生带回国的。实际上也是一种西服，只是形制比较简便。一般只有一条窄而低的狭领，穿时用纽扣挂紧。衣服的正面下方，左右各缀一只暗袋，左侧胸前还缀有一只明袋。

　　中山装是孙中山亲自创导，是在学生装和“企领文装”的基础上改革而成的一种服装。最早的中山装作关闭式八字形领口，装袖，前门襟上有九粒纽扣，后背有中缝，腰际有阔带式横襟，衣服的上下左右各缀有一贴袋，上端加有戴盖，下面的袋子裁制成可以随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中山装的款式后来在领子、袋盖、纽扣及袖口等部分都有变化，制作工艺和色彩等方面都有所改进。

　　由于敬仰孙中山的政治威望，政府官员、文化人士等纷纷效仿，一时成为民国时期的风尚，中山装成为民国时期三大男装款式之一。

　　随着来中国的外国人与日俱增，从而把西餐烹饪技术带入中国。对中国传统饮食的影响包括西餐中常用原料进入餐桌、经营西式食品的食品厂以及西餐馆的出现。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烹饪方法，比较注重菜肴的整体效果，把味道放在首位，很难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以菜肴的色、香、味、型的美好、谐调为目的。而西方饮食以营养为最高准则，讲求食物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等含量是否搭配合宜，卡路里的供给是否恰到好处。另外，西式餐饮对烹饪方式、食品种类、就餐环境、礼节要求与中餐存在明显差异。这些都对中国人的饮食观念产生了影响。

　　1879年9月6日，上海的“一品香英法大菜馆”开业。《清稗类钞》写道：“我国之设肆售西餐者，始于上海福州路之一品香，其价每人大餐一元，坐茶七角，小食五角。外加堂彩、烟酒之费。当时人鲜过问，其后渐有趋之者，于是有海天春、一家春、江南春、万丈春、吉祥春等继起，且分堂设坐焉。”

　　中国人开得最早的西餐馆已很难确定，但一品香是其中最有名的也是历史最悠久之一。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

　　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像“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以至于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革命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

　　六国饭店是较高档的西餐饮店，是中国达官贵人摆阔气的地方，所谓“海外珍奇费客猜，两洋风味一家开。外朋座上无多少，红顶花翎日日来”。

　　都市西餐业的兴旺，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上层社会对这一文化模式的体验心理，宫廷、王府和民国政府要员的官邸，或设有“番菜房”，或聘有番菜烹调师，有的甚至发展为“器必洋式，食必西餐”了，崇洋心理越来越浓。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西餐馆就有10多家。在东北地区，由于大批俄国人的进入，西方饮食文化随之出现。在天津、重庆、广州、长春、沈阳以至一些中小城镇，也有了一些西餐馆。

　　糕点店逐渐取代了饽饽铺、茶食店的称号，糕点品种日趋丰富。各大食品公司也开始为自己的产品做宣传。例如上海冠生园在《大公报》上连续登载广告，雀巢公司也为其麦精粉做广告。

　　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

　　随着中西饮食文化交流的频繁，人们日益感觉到西方饮食注重科学营养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一些留洋回来的中国人，认识到“西俗于养身之道，无论贫富贵贱，皆较华人为讲究。凡稍有身家者，每膳必食兼味，必有牛肉，有洋酒一二品。食毕，有水果，有咖啡，有雪茄烟。早晚必饮牛奶或牛肉汤。虽工人仆御之流，每七日亦必食牛肉一二次，否则谓无以养生也”。

　　这种重视营养的饮食思想传至中国，便冲击着中国传统以味为主，以饱为足的饮食观念。

　　人们开始注意营养和卫生。知识界开始翻译了一批西方的烹饪著作，然后又从烹饪原理和食物化学的角度来对传统烹饪方法进行理论分析，出现了一批对食物成分和烹饪理论进行研究和分析的专著与论文。西方饮食科学知识在全国得到了全面系统的传播。

　　西方食文化还引发了中国饮食的内部演变，包括对传统中国主食体系的补充和副食体系之新变。

　　从副食角度来看，现代意义的副食品主要包括肉类、蔬菜、果品、调味品以及由此制作出来的各种菜肴，其变化比以往的任何时期都要大。包括肉食消费在日常消费比例中的提升、西方蔬菜的引进与种植丰富了副食的品种、新食料的使用提高了传统食品的风味和质量、多样化的西式点心带来了异国风情等。

　　中国近代建筑包含着新旧两大体系。旧建筑体系是原有的传统建筑体系的延续，基本上沿袭着旧有的功能布局、技术体系和风格面貌，但受新建筑体系的影响也出现若干局部的变化。新建筑体系包括从西方引进的和中国自身发展出来的新型建筑，具有近代的新功能、新技术和新风格，其中即使是引进的西方建筑，也不同程度地渗透着中国特点。

　　上世纪初是中国民族资本成长的“黄金时代”，轻工业、商业、金融业都有长足发展。在这个时期，中国近代居住建筑、工业建筑、公共建筑的主要类型已大体齐备。水泥、玻璃、机制砖瓦等近代建筑材料的生产能力有了初步发展。

　　民国时期，城市中普遍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高层建筑，最典型的是被西方人称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1911年以前，上海的最高建筑是6层。1928年修建的沙逊大厦（今南京路外滩和平饭店北楼）是一幢10层的钢架结构大楼，此楼的建造明显受到19世纪末出现在美国芝加哥高楼建筑风格的影响，外部不重雕琢，内部却装饰得豪华无比。沙逊大厦是上海第一座10层以上的大楼，随后短短几年间，上海又奇迹般的涌现了28座这样的建筑。高层建筑是当时西方的时尚，影响了中国各大都市的建筑风格。

　　1937年落成的广州爱群大厦是华侨投资，由中国工程师设计建造的，共15层。立面糅合了美国摩天大楼的垂直线风格的岭南骑楼底座，内部采用钢架结构，在建材和施工方面都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女服装，是华南第一高楼。

　　从上世纪20年代起，上海、天津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民宅，开始从平房向空中发展，出现了一种新式里弄住宅，一般是两三层。与过去上海的里弄住房相比，新式里弄住宅对房屋的使用功能作了明确的划分，有起居室、卧室、浴室、厕所、厨房，有些还有煤气灶，富裕的人家宅前留有绿化园地，住宅前面的庭院、绿地面积超过住宅面积，有的达三倍以上，环境幽静。外观多为西班牙式和近代立体式。当时，中国一些最富有的人已经仿效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修建了花园别墅。

　　上世纪20年代后，随着第一批建筑师从海外学成归国并逐渐成熟，在新民族主义运动（“五卅运动”、国民革命）的感召下，开始对中西建筑文化重新进行了反思。其中以在欧美接受过现代建筑学正规教育、被业内人士誉为“得中国建筑之真谛”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出力最勤。经过艰苦的努力和科学的工作，重新“找回”了中国传统建筑之美。

　　一些“深刻的（西方）学者”和西方建筑师经过“慎重研究”和“细心体会”后，得出了比他们的前辈更为中肯的结论，并营建了一批较好地将中西建筑优点结合在一起的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如规划和设计了“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燕京大学校舍的美国建筑师墨菲；设计了被徐世昌誉为“有尊严和美丽”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加拿大建筑师何士等。

　　以珠江三角洲及福建一部分地区为例，上世纪初，由于发了财的或有积蓄的华侨开始投资家乡，当地的民宅许多是西式的或中西结构式的，其中的碉楼很有特色。如广东开平市，现存有2600多座形态各异的碉楼，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上世纪初建造的，风格有罗马式、土耳其式、法兰西式、英格兰式、意大利式、德国碉堡式以及中西结合式，尽现欧陆风情，使旅游者很难相信这是中国的乡间。

　　另外，民国家具也明显受到西方影响。其特点可归纳为以洋为主、以中为辅和以中为主、以洋为辅两大类。在制作工艺和材料运用以及装饰风格上形成了明显的时代特点。

　　清末以后，欧洲17世纪兴起的巴罗克式和洛可可式等家具及18世纪流行的拜德迈亚式和维多利亚式等家具的风格，进一步传入中国，并迅速得到国人的青睐。

　　随着城市的发展，传统的高墙大院建筑被西式洋楼所取代。纯正的中式家具变化为红木书桌、转椅、沙发等，卧室家具则是西式风格为主的大衣柜、床边柜、镜台等成套家具。从清代中期起，玻璃已在民间出现，有的家具已经使用了玻璃，但玻璃在家具中的大量使用是在民国时期。

　　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

　　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

　　交通的便利同时还带来近代旅游业的发展。铁路的增加及内河航运、远洋航运、公路运输和民用航空对旅游和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汽车大约在1901年时由外国侨民引进到上海。那一年，一位叫李恩时的匈牙利人带了两辆汽车登陆上海，从那时起，上海乃至中国才有了汽车。汽车样式奇异，速度飞快，路人为之惊讶不已。

　　上世纪20年代初，上海马路上，是各种交通工具最为混杂的年代，“每天要通过大量各式各样的车辆汽车、卡车、电车、马车、自行车、人力车、独轮推车、手推车以及成千上万的行人”。新与旧、快与慢，并驾齐驱，蔚为大观。

　　1908年3月5日，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式通车营业，意味着上海现代公共交通工具的起步。电车的起始点是静安寺，沿愚园路等抵达广东路外滩。从此，“叮当叮当”的电车铃声，是上海繁华都市形象一道移动的风景。

　　无轨电车则开通于1914年，为上海首创，被当时报刊称之为“上海唯一之新发明”。1934年，上海又出现双层公共汽车，还有双层码头、双层轮渡，被称为上海“双层交通工具”。

　　电车营运之初，曾闹出不少笑话。当时不少人相信，“电车电车，车上带电，乘者触电”。公共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1895～1913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铁路建设的高潮。1936年秋粤汉铁路完成并与广九铁路实行联运，以及陇海路的向西延伸到达宝鸡，形成了中国现代两条贯通南北、横贯东西的交通大动脉。

　　公路方面成绩更为突出，1913年，湖南建成了从长沙到湘潭的公路，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公路。在西北，分段修通了兰新公路，使兰州以西经新疆与苏联铁路相接，成为西北境内唯一的国际交通线。在西南，改建和新建了连接缅、越、印的三条主要公路干线万公里。

　　民国时期轮船发展较快，1928年，全国注册轮船有1294艘，1935年增至3959艘，7年间，船数增加两倍多。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开通了南京上海间的航空运输，是国民政府民航业的肇始。当时，航运飞行只有9.6万公里，到1936年增为346万公里，7年增加3倍。

　　交通的方便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旅游业的发展又趋生改善交通运输的需要。

　　中国人的传统是“父母在，不远游”。开创了近代个人出洋先河的厦门人林鍼因机缘巧合，得以到海外工作。归国后，将在旅途感受和在美国见闻详细写进了《西海纪游草》。但家的观念始终占据着他心中重要的位置。人在国外，心始终连着家乡，他的出国感受是矛盾的。

　　1911年，作为留美预科的清华学堂正式成立，留学重心由日本变成美国，后又转向法国、苏联等地，无论怀着什么目的，民国时期出洋的人数大大增加，但旅行的变化不仅仅在此，而是一种近代意味的出现。

　　西方文化巨大冲击的结果，让国人开始主动接纳西方的旅游风尚，开拓、冒险的色彩更多地添加到了中国旅游者的行为之中，普通百姓也成为其中的一员。

　　1923年上海银行成立旅行分部，1927年正式改称中国旅行社，办理票务、组织旅行团、出版以及其他社会服务，并逐渐发展分支机构，成为遍布国内外的大型旅游机构，这标志着中国近代旅游和旅游业的开端，也刺激了一批类似的倡导旅游的机构的诞生。

　　民间还自发地出现了旅游团体，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友声旅行团。该团于1915年由上海孙宗源等五人发起，1924年开始以召开征求会的形式公开征求会员，到抗战前，团友激增至万余人，旅程也由最初的上海市郊扩展到华北、西北、华南、华东地区，甚至拟定向海外组织世界旅行。到战前，该团共旅行1122次。

　　本报记者温新红根据网络资料整理。参考资料：张华《民国服饰习俗的变迁》，徐焱《论近世中西文化视域下中国饮食文化之改新变》，曹杨《闲谈中国近代住宅进化史》，苏生文、赵爽《西风东渐：衣食住行的近代变迁》，《从受迫到自觉：论中国人旅行观的变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