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北京的六月初，赤日炎炎。姜文正在拍摄他的新电影，我专程去探他的班，我们已经三年没见了。

　　前两年，姜文邀我到京城看荣宝斋三位大师“齐白石李苦禅许麟庐艺术联展”。岁末冬天，京城寒风凛冽，坐落在琉璃厂西街的“荣宝斋”是经营文房四宝四宝的老字号，已有三百多年历史，门楼古色古香，青砖红柱，铜门画梁，一股燕京遗风，让我想起了《邪不压正》电影里的的场景。

　　姜文专门约了“老九”—许麟庐小儿子许化迟给我们讲解三位大师的作品，他还带两位公子一起来看展览，说是“让他们学习学习”。这个老兄也有意思，别出心裁给孩子起了“非同一般”的名字“太郎、二郎”，好个“英雄儿郎”。“郎”字始于“良”，战国春秋里“郎”是指具有英雄气概具有武士道精神的人，譬如荆轲。之后，“郎”亦是对英俊少年的爱称。《世说新语·雅量》也有此解。郎字，男女皆可用之。所以，姜文大女儿的中文名“一郎”。太郎、二郎两位公子我头回见到，瘦瘦高高，仪表堂堂，吸取了父母的优越基因。

　　姜文向儿子介绍我，“雪桦叔叔，爸爸的老朋友，也是导演，拍过好几部电影……”两位公子非常有礼貌地与我握手问候。许化迟先生带我们开始参观，在走到齐白石的作品《荷花倒影》《红荷蝌蚪》时，他告诉我们，这是时隔近七十年首度联展，这两幅作品的题跋均为白石老人亲笔，“九十二岁白石画，若问是何缘故，只有苦禅麟庐二人便知”，画作现分别收藏于李、许家中。这里面有个故事，一次，李苦禅、许麟庐一起去大师家拜访，发现齐白石创作了这两幅画，老师特意将这两幅画“荷花倒影”和“红荷蝌蚪”赠予这两位学生，还在画上题词：“苦禅弟得此，缘也”“麟庐弟得此，缘也”。

　　展览中，最为应人瞩目的是《荷塘鸬鹚》，由齐白石、李苦禅、许麟庐师徒三人共同创作，在画作上凝结着师徒三人跨越近半个世纪情谊和灵魂的汇聚。在看展的过程中，姜文对两个儿子无微不至的态度，让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两个儿子同他的关系，基本是“兄弟”，他还不时地会从身后搂住小儿子二郎，两个孩子看得出对父亲没有敬畏却是亲近，听父亲讲解字、画，却是一本正经，目不转睛。

　　看完展览，姜文送我回“昆仑饭店”，一路上，聊着刚看过的联展，齐白石李苦禅许麟庐三位大师的艺术，同源却不相同，三人风格各异，姜文说，齐白石曾讲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李、许两位是得了真传了。我说，是啊，真正做到了“寻门而入，破门而出”。路过，姜文摇下车窗，拿起手机，用他“著名的selfie方式”拍了一段我们的视频和照片留念。我用手机的方式，就是那年他在上海电影节当评委主席时在上海聚会时教的，伸直手臂，大拇指摁键“咔嚓”，甚是好用。

　　当晚，姜文宴请我和赵先生夫妇，他的北京72中同学，也是我在夏威夷大学的同学、好友。晚宴是法餐，十分丰富,在京城能吃到这样地道的法兰西Cuisine,姜文一定是用了心思。1993年，姜文受美国新闻署的特别邀请到美国访问，最后一站是夏威夷。我和赵同学接待了姜文。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正在“夏大”攻读博士。记得我刚演完百老汇风靡全球的舞台剧《蝴蝶君》（M.Butterfly）从Milwaukee 回到檀香山（Honolulu）。有幸在美国几个不同的演出团主演此剧近两年，再演下去我的“博士学位”估计会泡汤，就谢绝了续约，回归学校。姜文知道我演戏了，问我，你不是导演吗？怎么去演戏了。我告诉他，是机缘巧合。我在夏威夷最大的钻石剧院排戏，院长非要让我演这个戏里的主角，我不愿意，他却坚持。最后，我说您开始全国“audition”（试演）如果找不到，再来找我。没想到，三个月以后，他给我电话，说没有找到，就是你了。姜文听后大笑说，“估计他根本就没找……”

　　那时，姜文还没有开始导演，但在表演上有丰富的造诣和成绩。我俩自然谈到了表演问题，我问他，演员最重要的是什么？姜文说 :“其实表演最重要的是演员对生活的理解”，并且，讲了不少他对电影和戏剧的看法，讲了他喜欢石挥，喜欢他的《我这一辈子》，说他喜欢科波拉的《教父》。那天，我隐约感到了姜文可能会不满足于演戏了。果然，第二天，我们在珍珠港“亚利桑那”军舰上，他告诉我，他正在准备拍一部改编自王朔小说《动物凶猛》的电影，就是他日后的处女作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开玩笑说 :“哈，导演开始演戏，演员开始当导演。” 站在甲板上，他看着远处一望无际的湛蓝海水，眼睛里泛动波光，也许就是对未来电影的那种激情。那一刻，我相信，姜文一定会带给我们一部非同寻常的电影作品。果然，1995 年，《阳光灿烂的日子》问世，姜文向世人证实了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导演。这部电影与那几年间出现的蜚声国际影坛的电影《霸王别姬》《活着》《蓝风筝》有着根本的不同，是第一部从一个“陌生的视角”讲述“文革”的电影。在他的充满个性的电影中倾注了他对“人”的关注对“生活”的独特理解。那一年，我也拍了我的第一部电影《兰陵王》。

　　我与姜文是在八十年代认识的，他刚拍完他的第一部电影《末代皇后》，正在上海准备《芙蓉镇》的拍摄；我也刚从北京空政话剧团转业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执导了我在上海的第一台话剧《W.M.我们》。那段时间，我们一些从北京来的朋友常聚在安福路201号上海青年话剧团，旧时是上海市长吴国桢的寓所,我父母就在这个地方工作。青话的编、导、演和其它主创人员基本清一色都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毕业生，大演员焦晃和祝希娟都是这个团的。可惜，青话和人艺这两个优秀的戏剧团体今天都已不复存在，这对上海的话剧事业不得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那年冬天，姜文刚22岁，意气风发，留着长发，穿着一身淡色的羽绒服，骑着一辆“5节（飞轮）”变速赛车，每次聚会都会带一打“青岛啤酒”。我们在青话的宿舍楼他中戏姓刘同学房间里“涮羊肉”，刘的新婚太太也是一个演员，还有另一位他中戏同学吴丹，她当时也在上影拍片。我告诉姜文，我们家分房搬到田林新村前，就在这宿舍楼的最西头房间住了好几年。这栋二层的楼房靠街，现在租给了餐厅Mr.Wilis，有时我在那里同朋友吃饭都会多说一句，这算是“家宴”了。当年国家开始“改革开放”，是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我们都才二十出头，对艺术和生活充满了激情，又都是从北京到上海，酒足饭饱后就胡吹乱侃，记得有一次，我不知“胡呲”了什么，姜文说，没办法，导演就是会说。大家最后喝“大”了就唱，从“军港的夜”“血染的风采”一直唱到“国际歌”……我们都喜欢姜文的“溥仪”，谈起初次触电的感受，姜文说，一开始，谁都给我说戏，连道具师傅都会悄悄给我说上几句。

　　第一次拍电影，咱得谦虚。后来，我发现，得听自己的。我就不管镜头在那里，不管正面还是背面，完全按自己的感觉来演。 好一个“按自己的感觉来演”，这个“溥仪”几乎让当年的那部电影《末代皇后》改名“末代皇帝”，也让世人看到了21岁姜文的表演才华和个性。他是一个对生活细节的观察极其敏感的人，我问他，“溥仪”从火车上下来那几步走得太“牛”了，他说，我看电视新闻里根从飞机上下来的样子很帅，就“偷”来了；又问，“溥仪”在厕所门前那小跳两步“神”了，怎么琢磨出来的？答：不用琢磨，就是我，“憋急了”都这样。哈哈……又一个周末，在田林九村我家聚会，大家下午就到了，姜文最后一个到。他刚从上影结束排练，匆匆赶到。一进门，直冲厨房，对我妈说，阿姨，我太饿了。我妈说，哎呀，我晚饭还没准备好呢！姜文说，没事！有中午剩的吗？我妈说，有，在冰箱里。姜文拉开冰箱，把中午剩的“狮子头”三下五除二干掉了。我妈赶紧给他下了一碗馄饨。这老兄吃完，一抹嘴，对我妈说，阿姨，这是我这两天吃得最好的饭。我妈说，这不算，晚饭才是正餐。那天，我妈做了好几个她拿手的“本帮菜”大家吃得开心。姜文有个好友要从北京到上海看他，买不着飞机票。我正好认识东航的一个经理，就在客厅里打电话询问。姜文在一旁说，这家里有电话真方便。那个年代，家里有电话也不是普遍的事。那天大家走后，我妈说，这个姜文，真实，我喜欢！阳刚、有气质，将来一定会是个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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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姜文抽烟，兜里掏出的是“勇士”牌，白底红字红条烟盒，一种最便宜的烟。他点了一支烟，我问，与刘晓庆合作得如何？他吐出一口圈，慢慢道来，人家是大明星，我才拍了一部电影。谢导又是喜欢“排戏”的导演，总让我们做小品，可我们俩总好像合不到一起。这可不行！终于有一天，排练结束，我对晓庆说，我要同你聊聊。她看来我一眼说，谈啥？谈戏？免了。我说，不谈戏，谈生活。我们约了一个见面的时间，我对她讲的第一句话，刘晓庆别看你外表是个女强人，其实，你内心很脆弱。她愣住了。那天谈过之后，我们的排练开始顺利。后来有一次我去看刘晓庆，她住在剧组特别为她安排的的西藏路上的“青年俱乐部”——当年上海最好的酒店之一，我发现她屋里的烟缸里堆满了烟头，桌上是好几个“勇士”牌的烟盒。哈，这两人一定是有了深入的交流。幸运的我们，这才看到了留在银幕上的永恒的“胡玉音”和“秦书田”那种非同寻常的挚爱，感天动地的情感。

　　电影的魅力就是能留住时间和空间的印记、人和时代的记忆。那段时间，晓庆常常不住“青年俱乐部”，喜欢和剧组的女孩子们一同住在“中医学院”的宿舍。《芙蓉镇》剧组的女演员徐松子和徐宁都是熟人。当年徐松子叫徐长松，在一部出名的话剧《救救她》里有出色的表演；徐宁是我同学、空政的战友，我们一起在话剧《WM我们》里合作过。我那时正好在“中医学院”的录音棚给我新拍的一部电视剧配音，有事没事就去找他们玩。一天晚上，我随长松到了女生宿舍，与徐宁他们几个正聊着到那里去吃最好的生煎包，突然，屋里上铺床上冒出一个声音，“我觉得行！”从被子钻出一个人，啊？是刘晓庆！吓了我一跳。我说，你怎么不住酒店啊？她说，一个住那里不好玩。同他们一起住在这里，好玩！她一脸天真，可爱得很！“胡玉音”是晓庆演艺生涯的一个里程碑似的角色，姜文的“秦癫子”也让他风靡全国，一步跃入了“伟大演员”的行列。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姜文为了这个角色下了大功夫，谢晋导演说他太白，为了能让皮肤变黑，他只穿了一条短裤坐在阳台狂晒，晒得皮肤脱皮，直到又黑又亮。谢晋满意地笑称他“黑泥鳅”。电影中，秦癫子扫街时的“华尔兹舞”和在青石板上翻筋斗等等令人难忘的段落，都是姜文自己设计的。

　　2007年，谢晋导演最后一次出访日本，我一起随行。在东京放的就是《芙蓉镇》，也放了我刚拍完的《喜马拉雅王子》。谢大导是我父亲在南京国立剧专的师哥，但他叫我和我父亲都是“小胡”。说我父亲喝酒是他带的，但“小胡”酒量不行。一路我们聊了很多，当然聊到了《芙蓉镇》的艰难问世，说起姜文，大导两眼放光，“这是一个天才演员，还用功用心！”接着，说了一句，“姜文和你，是我最看好的青年导演。不过，现在我要请你们，你们不一定理我了…”我说，“不会，我一定随叫随到。姜文一定会来得比我还快！”谢大导“哈哈”大笑，笑声震耳。他还专门讲了一段，秦书田“”后回到芙蓉镇胡玉音家的一段戏，拍了几条，他说可以了，姜文说可以更好。谢大导决定不拍了。样片一出来，大家都说好，姜文也说没想到，大导这才说出了秘密，他让摄影师降格2/3拍了最后一条，把“秦书田”含在眼里的泪水“不动声色”地延宕般地“流”在了胶片上。说完这一段，谢大导眯着眼睛神情有点“狡黠”地说，这是我的秘密。我说，啊，今天得到秘笈了。“姜文也是这么说的！”谢大导又“哈哈”大笑起来。

　　谢大导讲姜文“用功用心”，我也是有同感的。他对一样东西的研究，不仅是要知其然，而且是要知其所以然。他会对“启辱”二字的用法，追根溯源，从古人信封上的“再启远辱”到“顿首又启远辱手翰”，研究二字的涵义，得出是敬辞“承蒙”的答案后，又不屈不挠挖掘出一篇焦国际先生的文章《说“辱教”》：像“辱教”、“垂询”，其基本含义是主体做出的动作让主体本身获得副词所指的意义，比如某人的“教”、的“询”使得教者、询者获“辱”、获“垂”，即“您对我的教诲或问询让您屈身受辱或低下高贵的头颅”。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第一句话“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这个“辱”字与“辱教”之“辱”用法相同，即“您写信给我，让您屈尊蒙辱了”。至此，他才算画了句号。我也没想到这位老友对诗词也颇有研究，尽然对诗词的格式、平仄、对仗烂熟于心。一天，我们正聊着书法，一时心血来潮，我随手涂了张继的“枫桥夜泊”发他过目，他老兄一会儿回复——

　　姜：其实江舟江桥什么也都行，只是题目是“枫桥夜泊”，所以大家都以枫为是罢了。那时候的诗传下来都有各种版本。只要不说江底就行。这里平仄对了，就都行。照自己的，记着舒服了来……

　　胡：上书，姜还是老的辣。姜：那个李后主的帘外雨潺潺，下片第一句独自“莫”凭栏和独自“暮”凭栏都对。不常见的“暮”看着更好。

　　虽然，只是闲话，可见他对诗词的研究也是又了相当的厚度。他的一首“浪淘沙”词，令人拍案称奇：

　　这首词是他拔“笔”填写，一气呵成。姜文是个重情重义之人，对朋友对家人，对爱过的人，皆是如此。他是家里的长子，对父母无微不至，对弟妹也是以身作则，关爱有加。对朋友他仗义相助，帮过许多人。有人同我聊起姜文，情不自禁地伸出大拇指“模子”（好汉）！人生苦短，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情义”两个字却是不能辜负。姜文的电影折射出了他对人在社会存在中“情”的潺潺流动和“义”凌凌横空，“阳光灿烂”之中，“太阳升起”之时，“子弹飞过”之间，“鬼子来了”那刻……

　　我一直劝他拍一部关于他父母的电影。当年他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英雄，他母亲是一个学校的“校花”，他父亲到学校作报告，威武高大，英雄美人，俩人相识相恋，终成眷属。姜文是他们第一个孩子，下面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他是一个家庭观念很强的人，为家里做了很多，母亲却更偏爱弟弟妹妹，作为长子他也习惯了，一直默默奉献。

　　这一点我十分理解，因为我也是长子，会遇到同样的待遇，心有不甘，却也只能默默承受。他知道我妈毕业后随我父亲去了北大荒，还骗家里说是胡伟民为她离开上海。姜文说，这个谎话编的讲究，你应该好好写写故事。其实，我也一直有这个想法，写一个我父母亲的戏。当然，我一直想同他这位老友在银幕上合作一次。当年，我曾约他出演《上海王》中的“常爷”，他看了剧本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终于同意出演；刘晓庆也喜欢这个剧本，我想力促他们俩人的再度合作。开拍前，一切都在保密之中。一天，我的手机几乎被“打爆”，原来晓庆在成都的一次活动中对媒体透露了她与姜文会在《上海王》中二十年后再度合作，引爆了媒体。我马上联系姜文，生怕他误会。电话里，他爽朗地说，没事！我知道晓庆对外说的。哈哈，这就是姜文，大度大气。后来，《上海王》拍摄日程延期，姜文的《一步之遥》开拍，他也就分身无术，却促成了我和胡军的合作的一段佳话。这次在他新戏的拍摄现场。我俩又提起合作的事，他说我们做一个上海现代的题材如何？我说，当然好啊！

　　前几天，他给我发来一张现场照片，他和一个老者的合影。照片特别传神，我却没有看出哪位老者是谁？问他是谁？回复：“您的科波拉”，天呢，老先生怎么瘦成这样，他“著名”的大胡子也刮了，我根本就没认出来。姜文告诉我，他戒酒了。十年前，科波拉到北京，我还想让他们见面喝一壶，由于日程的原因，俩人终于没有见到。那年，我和科波拉在上海见面，相聚甚欢。他对我有知遇之恩，看了《兰陵王》后，让我拍了我的第一部英文电影”LaniLoa-ThePassage”，是他的公司投资拍摄的，他亲自监制。晚宴桌上，老师坐在我对面，我告诉他，我要拍一部“黑帮片”，it’s not a godfather, it’s a godmother(黑帮老大是个女的)科波拉眼睛发光，我又说，这是一部向您致敬的电影。大师一本正经的点点头，“Good”！这一句“好”，我以为就是对《上海王》的祝福了。后来，在姜文的电影《一步之遥》里，我惊喜地看到他几乎复制了《教父》开头的一场戏，场景、用光、服装、道具，还有那只猫……这次俩人终于见面，不知姜文是否告诉大师致敬他的这场戏？其实，以我看来，《一步之遥》不是姜文最好的作品，电影“致敬”太多，故事过于复杂，但仍然是一部充满了才情的电影，前二十分钟堪称是可以在中国电影长廊里让人流连忘返的案例。

　　姜文的电影总是充满激情和想象，每一部电影都倾注了对人的生存的关注，对生存环境的解读，对情感世界的探索，对不可知领域的憧憬。《鬼子来了》是从顾长卫借给我的录像带上看到的。作为导演，我知道影像一定是大打了折扣。但电影让我非常感动。

　　我和长卫谈到了黑白胶片对电影作品产生的那种力度和魅力。姜文对人物、故事的把握与光、影的处理的相得益彰，这是他的第二部电影，让我对他的导演才能更加刮目相看。因为，他没有停留在对电影样式上的迷恋，而是紧紧抓住作品的内容，具备了大导演的格局。可惜，之后他数年未拍，直到蛰伏十年后拍出的那部令我至今十分偏爱的《太阳照常升起》。从电影一始那只“火鸟”的出现，衔走树梢上的那双鞋开始，就走出了“现实主义”范畴，几乎有魔幻现实主义(Surrealism)的风格，让人想起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开头那只令人遐想的神鸟。随后，是“妈妈”周韵的飞檐走壁跃树，那间垒成的石屋，水中飘动的无人体的衣裳，来去无踪的邮递员，光怪陆离的“捉流氓”影像，西域荒芜中两个女人对出现在 世界尽头“阿廖沙”的“生死”的议论，狂欢的铁路上那“神火”流动中，婴儿在铁轨上的诞生......这部电影用了一个中国观众不太熟悉的开放式结构。电影的年代跳跃不羁，人物的关系扑朔迷离，故事的情节断断续续，让熟悉平铺直叙的观众置入一个如梦如幻般的空间，似乎在经历一场“智力冲浪”。因为在这部电影里，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的故事，导演更多的是提供给观众一个故事赖以发展的线索和框架，而“潜在主题”隐藏在绚丽画面之中,使观众不易立刻体会到影片的内容。而这正是这部电影的可贵之处。探讨和研究该电影中的思想和哲学意识,对于更全面地理解“太阳照常升起”的真正内涵无疑是像拥有了一把进入“神秘世界”的钥匙，掌握了揭开“20世纪中叶中国人”的密码，也就推开了那扇沉重的“时代的门”。我不由自主地为这部独特的电影在“艺术评论”写了一篇长长的影评“姜文的太阳”上，其中一段写道：“《太阳照常升起》的影像构成和他的叙述结构让我想起了伯格曼的《第七封印》、黑泽明的《梦》、让·热内的《美丽天使》和昆汀·塔伦蒂诺的《黑色通缉令》。《太阳照常升起》在电影上的创新意识，这是21世纪中国电影人寻找新的电影表述方式的一缕‘阳光’”。

　　姜文的那句霸气的“站着把钱挣了”的话，与“让子弹再飞一会”都已成了网络流行名句、当代“成语”。他的《让子弹飞》无疑一出世即经典。该片根据马识途小说《夜谭十记》改编，电影几乎是一个现代寓言，充满神奇色彩。一个偶然的机缘，悍匪张牧之变为清官“马邦德”奔赴鹅城任县长，与镇守鹅城的恶霸黄四郎展开一场精彩动人的传奇争斗。这部“爽”片，一气呵成，是商业与艺术的典范之作。我一直反对，把电影分为“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合理的说法应该是“大众电影”与“小众电影”，大众电影的内容选择、故事讲述角度、演员的Casting、电影的拍法、电影的预算都有别于小众电影，但二者都需要商业性和艺术性，二者缺一不可。越是投资大的所谓“商业电影”越是需要艺术性，《阿凡达》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沙丘》是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教父》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辛德勒名单》是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为了要把《阿凡达》电影的艺术性做到极致，卡麦隆发明了新的电影技术；《沙丘》中的沙漠场景的艺术性可谓登峰造极；《辛德勒名单》这么严肃的题材，成本2200万美元，全球票房3.2亿美元，但真的难以归类“商业电影”或“艺术电影”。所谓“艺术电影”，它可能主题尖锐，故事特殊，投资较少，没有明星，非常规拍法，但只要不是拍给自己看，就要考虑电影的“商业性”，考虑电影的市场，考虑电影的观众。

　　《让子弹飞》就是一部把“商业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大众电影”，但姜文没有“出卖”自己，没有“跪舔”，没有做“装修工”，没有做“传声筒”，而是挺着艺术家的脊梁拍出了一部雅俗共赏的作品。我在西安导演话剧《月夜金魂-狄仁杰》时，一次饭局碰到一个物业公司的董姓小老板，他说自己最喜欢的电影是《让子弹飞》，因为，“鹅城的故事”让他体会到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死共天。我说，你懂姜文，我要告诉他。他激动得语无伦次，“告诉姜导姜老师姜大师，姜文是我的大神”。我当即转告了姜文，他回复：“谢谢他喜欢我的电影”。对一个仅仅满足于讲故事的导演，讲得好坏，体现出他专业技术的娴熟程度。大多数的所谓导演是这样的工匠，电影是他谋生的手段。只有把电影看做是自己生命一部分的导演，才会对他(她)自身和生存的环境进行反思，并在他(她)的艺术作品中用独特的、往往是用创造性的手段来体现自己独特的思想和情怀，姜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导演，具备了大师的风范。

　　终于，顶着午后的酷暑，开车前往京城西北费家村一个创意园区探班姜文。与我同行还有“芭蕾公主”侯宏澜，2009年我邀请姜文到保利剧院看过宏澜主演的现代芭蕾舞剧《德加的钻石》。到拍摄地已经四点多钟。前晚，姜文告诉我会在一个楼顶拍戏。迎接我们的是姜文的助理，一个黝黑英俊有点军人气质的年轻汉子。他带我们来到了楼顶，一股热浪扑面灼人，现场却特别安静。全组人员正聚精会神地拍一场戏，一种熟悉的氛围，顿感亲切。今年四月月的一天，姜文给我电话，告诉我息影数年后，终于要出山，拍一部以钢琴家成长的音乐片，公路片的风格。就是眼前他正在拍摄的这部电影《英雄出少年》。那天，他问我是否有可推荐的女演员，扮演音乐老师，希望不要是职业演员，但必须是上海人、会弹钢琴。我马上想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老朋友，钢琴家傅聪的学生孙教授。我给姜文发去了她照片。姜文看后觉得非常符合他片中的人物，“兄弟，你赶紧帮我把把这孙教授搞定，请她到来北京定妆。”事有凑巧，那天我正要去音乐学院讲课，就约了孙教授课后见面。她听说是姜文的电影显得格外兴奋，原来她也是一位“姜粉”，自然十分愿意参与这部电影的创作。而且，原定第二天就要带学生到北京上一位上波兰钢琴大师的课。这也许这就是缘分吧。我马上把这消息告诉了“姜导”，他很是开心，说我帮他办了一件大事！并兴奋地说这将是一部 “非常好玩儿，非常可爱，非常幽默，非常打动人心的电影”。他话说得真诚男服装，我毫不怀疑姜文能拍好音乐电影，因为，他对音乐十分敏感，他的几部电影的音乐都用得不同凡响。

　　记得那年在夏威夷，他特别让我带他去唱片商店买Bob Marley的Reggae（牙买加雷鬼）音乐CD，可见三十年前他对音乐的兴趣已是相当广泛。这回估计他是要拍出一部可以与《莫扎特》（Amadeus）媲美的音乐电影。可我还是禁不住问他，那部他一直想拍的志愿军“碧潼俘虏营”的戏呢？他说剧本立项一直不顺利…我知道，这部戏在他心里惦记了二十多年。他让我看过他的导演阐述，说实话，我十分看好这部电影。与他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他又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解读战争和人性。为了这部电影，他用了几年的时间，在全世界采访、查资料、写剧本，甚至找到了当年的中英文审讯资料。从1998年他陪日本制片人森繁（《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拜访传奇军人王乃庆开始，姜文感受到了一种从没意识到的特殊群体之间的情感。这个森繁在东北长大被拉了壮丁，后被俘虏，就曾在王乃庆的手下管教，最后成了一名“解放战士”，这俩人成了一辈子的知心朋友。当年二十五岁的王乃庆是“碧潼俘虏营”的教育科长，他和一群平均年龄二十岁的年轻士兵管训来自十几个国家的五千名“联合国军”俘虏。其中，不少俘虏回国后，念念不忘王乃庆，这些年常常专程到中国探望他。这是一部“奥斯卡”题材，呼吁人类和平、人心向善的好故事，也是姜文用他的方式向父辈致敬！他父亲就是一位参加过“第五次战役”的志愿军战士。

　　终于，听到一声“Cut”，知道这个镜头拍完了。帅哥助理把我们带到了姜文身边。三年不见，他瘦了不少，显得精干神气。我说，“你瘦了很多啊！”“差不多二十斤，还要减五斤至十斤。每天锻炼……”。他指着身旁的那位男助理说，“他是我的体能教练。”一脸汗水的姜文，一边与我们说话，一边脱着服装，先是雨衣，后是风衣，最后是衬衫，露出了健硕的肌肉。“呵，卓有成效啊！”我说，“还要努力！上镜，没办法”。他告诉我们，正在拍的是一场父子之间的戏。他演“父亲”，想尽办法让儿子练琴……他对演他儿子的小演员说，这是胡导演，也是教授，是导演的老师。以后，要演戏找他。我对笑着孩子说，演了姜导的戏，其它戏都可以不演了……正式开拍前，他们开始“对词”，这对“父子”讲的都是东北话。一个瘦瘦高高戴着眼镜的小伙子是“语言老师”，他们叫他“梦露”，当然不是他的本名。两人对词时，“梦露”不断地在纠正他们的语言，不是正宗的“茬子味”绝不放过。听姜文和小演员的对词，两人你来我往，我和宏澜都忍俊不住，对话非常生动，幽默有趣。随后，正式开拍这场戏，每拍一条，姜文都是浑身大汗，衣服从里湿到外，坐在导演椅上喘着大气。让我想起了在西藏海拔5000米拍戏的情景。这个剧组十分专业，各部门工作井井有条，服装组准备了好几件同样的衬衫已备“接戏”。“演员”的姜文一连换了好几件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衬衫，喘上两口气，喝上一口水，接着“导演”的姜文起身布置下一个镜头。我对他说，我永远也干不了“导演+演员”一肩挑的活儿，他笑笑说，习惯了，也没啥！记得，王学圻讲他在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时，拍完一天的戏回到宾馆说，当导演怎么这么累啊！无独有偶，陈冲在拍她的第一部导演处女作时，我在上影的摄影棚看到她，问她拍得如何？她说，太累了！我真希望早上一醒来，电影拍好了。哈哈，我一直说，当导演是一件“折寿”的事，是在这段特殊的时间里极度地燃烧自己，完全没有了正常的睡眠，失去了人的最基本的需求，睡觉成了一种“奢侈”。如果没有对电影的极其的热爱，对自己作品的极端的激情，导演是坚持不到最后的。拍电影如同生孩子，需要决心、耐心和恒心，痛并快乐着。姜文此刻就在“阵痛”之中，顶着烈日，留着大汗，带着剧组，为一个“梦”，苦战高温。拍摄间隙，演儿子的小演员告诉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附小的学生，过了这个暑假他就要去美国上学。我说，你演完这部电影就出名了，他透着一脸稚气的笑容，太好了，那我到哪儿都有好吃的！

　　太阳快落山时，姜文“回看”了刚拍完的一个镜头，他不满意“大摇臂”镜头最后的那点摆动，要求马上再拍一条。这是一场雨后的戏，身上必须是湿的，可是酷热的天气，片刻就已经把他服装上的“雨水”基本晒干了，姜文大叫一声，“赶紧给我喷水！”正当现场工作人员去拿“水枪”的一刻，眼看天色越来越暗，光线急速下掉，他注意到一旁有个“水坑”，二话不说，就第地一滚，把服装滚湿了，一声令下“拍吧！”。镜头从地下水光中的剪影拉开，看到从画左走进画面的“父亲”，背后是最后一线夕阳，镜头渐渐升到高处停住，纹丝不动。“父亲”走出一条斜线横穿画面，画右出画。终于，在天光完全变暗前，“抢”拍下了这个镜头。姜文急急跑到监视器前看回放，我看着他的样子，想着刚才他“滚地”情景，这老兄弟也是花甲之年了呀，不由心中生出一丝感动……

　　下午的拍摄结束，此刻已近八点，京城的夏季白天明显长了。我向姜文道别，他一定要留我们一起晚饭。我说，拍了一下午，晚上还有夜戏，我们再约吧。他执意挽留，我们只能恭敬不如从命，跟随他到了园区内他的工作室。这是一个三层的楼房，原本应该是个大厂房。室内的设计，简洁时尚，黑白两色，正是我喜欢的色彩和风格。进门客厅中间是一个流线型的弧形楼梯，非常醒目，让空间出现了律动。姜文说是周韵设计，装修也是她一人从头到尾负责，约法三章，工程结束前，他不能来看。哈，这完全是周韵作品。二楼是剪接室、工作台，还有一个一流的放映室。三楼是办公室，会客厅，却装饰得现代中有古典感。我们参观完下楼，在健身区看到帅哥助理正在给洗完澡的姜拉伸。宏澜禁不住说，这软度可以啊。我说，这拍了一下午，还练呢？姜文说，每天要练，习惯了！我这身体都靠他! 他指了指他的助理。这时，一个年轻人端着一部电脑走过来，有点犹豫地看着姜文。姜文对他说，放这吧。他意示年轻人电脑放在拉身的软垫上，接着对我说，来！雪桦，我们一起看。我坐到了他身边，不知要看什么？播放开始，电脑屏幕上放映了一段刚剪完的戏。（此处删去320字）非常有趣、非常生动的一场两分多钟的戏，深深吸引了我。宏澜也被这精彩片段感染了，大声说，太精彩了！所谓“三寸之画”，就是窥其一般可见全豹，十尺的画，阅三寸即可知全幅。我断言，这将会是一部难得的好电影！

　　饭桌上有荤素搭配七八样菜，姜文说，他现在严格地按照“教练”的食谱进食，以素食为主，酒也基本不喝了。正说着，姜文的的执行制片人又端上了三道大菜，大鱼大肉，说是他妈送来的。哇，正合吾意，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食客。饭桌上，姜文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创意园区的由来，他是最早的策划者之一。现在这里已成规模，各路“英雄”渐渐聚集在此；周边各种配套设施也越来越齐全，餐厅也是中西并存，各色各样；当我听说，还有红土网球场时，不禁瞪大了眼晴。这是我听说的第一个中国的红土网球场，网球是我运动的第一爱好，马上与姜文约定，等他空下，我们要打一场网球。话题回到电影，我们聊起了电影中的“对话”。说实话，我更喜欢话少的电影，只有伍迪·艾伦和塔伦蒂诺两个导演的电影例外，因为，这俩人电影里繁多的“对话”是语言动作也是他们的电影风格。《让子弹飞》里有一场戏是周润发、葛优、姜文在客厅里的“对话场景”也堪称经典，几乎是一场精彩的戏剧演出，但又绝对是完全意义上的电影。那场戏一方面充分显示出姜文作为导演的戏剧功力，他对演员表演的把控，对戏剧节奏的控制，对角色场面的调度，使这场戏跌宕起伏却又张弛有度，一气呵成。一个没有受过严格戏剧训练的导演，绝对不会、也不敢有这样“舞台化”的处理；同时，他对电影语汇的专注，电影本性的理解，竟然把一场超长的室内戏、大篇幅的群口对话，用镜头语言处理得洋洋洒洒、引人入胜、滴水不漏。让我想起了英格玛·伯格曼在电影《面具》里的镜头处理--戏剧情境的电影化叙述。《让子弹飞》这场戏，是导演处理角色语言、戏剧节奏、人物调度、镜头调度诸方面教科书般的导演艺术的经典案例。饭后，“小演员”来找“父亲”对词。晚上的夜戏马上要开始。他们在斯坦威钢琴旁一字一句地琢磨着，我浏览着右面满满一墙的书籍，古今中外，哲学、戏剧、电影、书法、美学，其中还有费孝通社会学方面的书…姜文是一个爱书的人，记得有一次，他说，没有我的《胡说》，我说，我给过他，他说，真没有。没等我寄出，他告诉我，已从网上淘到一本二手书，是一本签名书，扉页上是我写给“XXX”的，这是我空政的一位战友、大哥、著名演员。我有点无言，也有些感慨，两位老友，一位买书，一位卖书……生活就是一条无言的河流，大浪淘沙，人来人往，潮起潮落，聚散离合。活着，每一次有缘的相逢、无缘的离别，每一位亲人的真情、每一位友人的情谊、每一次欢笑、每一刻良宵，都在默默地呼唤着两个字，珍惜。人的组成，离不开他自己的生活圈。不是这个生活圈越大越好，而是要让自己的生活圈越来越小、越来越纯、越来越好。我今年出的一本新书《胡思-导演文论》我请姜文写序，他没有推托，认真看了所有的文章，思考了近百个问题，最后，采访了我近三个小时，写出了一篇美文“如是我闻”，我在送给他书页认真写下“君子之交 兄弟之情”，乃为敬辱之词。

　　十点已过，姜文一行人送我们出门，他们的夜班也将开始。在路口，互道珍重，依惜道别。驱车回城的路上，宏澜说，没想到拍戏比芭蕾还辛苦。姜文太拼了。我说，是啊，不同的辛苦。拍电影就是玩命。

　　我想着下午送给姜文那本写黑泽明书名就是《豁出命去拍电影》。夜色沉沉，今晚估计剧组又是一个大夜…我打开了车窗，夏日的晚风吹拂着，脑海浮现了那个骑着“五节”运动赛车的人；那个在夏威夷“亚利桑那”军舰上想拍电影的人；那个在国际电影领奖时用五种语言的讲了“爱”字人；那个在我初次回国“加拿大影展”上写给我手机号码并至今仍用这个号码的人；那个在“后海”从云南菌菇讲到天南海北的人；那个在我“回国隔离”期间嘘寒问暖的人；那个太阳落山前在现场就地“打滚”的人……

　　岁月蹉跎，情义是一。岁月孕育出了敬畏和热爱自己事业的勇敢的开拓者和创造者，像莫言、王安忆、谢晋、姜文这样的作家和电影人，他们的文字和影像留住了我们的时代和时代里的人以及他们生存的精神。

　　伟大的艺术家总会说，他（她）下一部作品将是最好的作品；姜文希望他正在拍摄的这部电影将会是他最好的片子。我说，必是大作！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