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大批陕西、山西等地的汉人，因逃避秦廷的横征暴敛，逃至洮岷地区定居，以后数年，逃往临潭、卓尼的内地汉人不断增多。西汉建立后，曾多次在逃岷地区用兵，卓尼为边境要冲，大批西迁的汉族人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农业生产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当地羌人也学习汉族的语言文字和先进的技术。自此，部分源于戎的汉族便在这里与羌人杂居，生息繁衍，定居在卓尼的汉人也就逐渐增多了。两晋至唐宋时期，由于吐谷浑、吐蕃等民族的占领，大部分汉族随建置迁徙内地，少部分被当地少数民族所同化。史载：“移京无地农民三万五千户于诸卫所。”洮州群众至今传说其祖先是从南京纻丝巷迁来的，每年春节闹社火秧歌首先就唱：“正月里来是新年，我的老家在江南。自从来到洮州地，别有天地非人间。”这充分反映了这个事实。洮州妇女梳高髻、着风头鞋、头戴手巾的习俗颇有江南遗风。据撰写于年的《临潭县志稿》载：“洮州妇女发束双辫，垂于两肩，过十岁则一辫垂背，即嫁则束为高髻……新妇服饰格外艳丽，系银制抹额（俗名勒子，耳后插银花数对，髻上有银压簪，髻前插银牌垂珠之翠珥（俗称挑牌）。……衣必彩缎，袖及边缘，均绣花，下衣垂裙，项带银圈，胸垂银牌，均有铃铛下垂，配以牙签等物。行动则锵锵带礼。”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年在《西北考查日记》中写道：“至岷县足渐大，至临潭则更修长，其履尖上翘，所谓‘风头鞋’也。头上云髻峨峨，盖皆沿明代迁来时装束经行人丛中，如入博物院，亦此生一快事。”明洪武时期，朱元璋为了边陲地区的社会稳定，解决军需粮秣的供应，实行“寓兵于农“的军屯和民屯政策，将大量应天府（今南京）和凤阳、定远（安徽）等地的居民迁入洮岷一带地区作“屯民”，并将部分囚犯发配于此服役。洪武十二年（年）洮州十八番部落联合反明，沐英率部征伐，移兵于洮洲，将率部士兵分驻各地屯垦，拓殖耕耘，积贮军粮，这些屯兵遂成为洮洲地区汉族的一部分。卓尼在土司统治时期，境内土地属土司所有，一批从外地因逃荒、逃壮丁、避难、经商等原因迁来卓尼的定居户（俗称“尕房子”）为了生存，租种土司辖区老户田地（习惯称作“吃田地”），这部分外来户大多数是汉族。民国三年（年）白朗义军入洮洲，临潭部分百姓为避战乱，纷纷徙居卓尼洮河南岸各村。特别是年“河湟事变”时，从临夏、和政等地迁徙流落在境内定居的汉族很多，几乎遍及全县各个乡（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徙居卓尼境内的汉族主要是每年被国家分配到卓尼参加工作的干部职工。截止

　　头饰：未婚少女先从头顶至前额用梳子将头发从中间分为两片，然后将两鬓头发各收拢至脑后用红线厘米左右后再将剩余头发编梳成一根辫子垂于身后，辫梢仍用脑后缠扎剩余的红线头绳缠扎。两鬓分别装饰塑料的各色夹子。春天头上苫白布头帕，冬天头上苫花毛巾头帕。已婚妇女先从头顶按圆形用梳子挑一圈头发后用红头绳缠扎，称“上头发”。然后将两鬓头发各收拢至脑后，与脑后的头发一起用黑头绳缠扎，称“下头发”。头顶用7厘米宽、50厘米长左右的曲板（用软木制作，将曲板外面用黑布包裹，里面填入棉花，并曲成簸箕形，当地称“糟子”）固定于额头之上，然后将上头发梳展后向下面的曲板上盘起，再将下头发梳展后向上面曲板上盘起，此头饰称“高头”，也称“高髻”。春天头上苫白布头帕，冬天头上苫花毛巾头帕，老年人头苫蓝毛巾头帕。此头饰多用于缠足妇女。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发了《甘肃施政纲领三十二条》，明令妇女“严禁缠足”，裹脚之俗稍减。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国家的大力号召与宣传，裹脚之俗才得以彻底绝迹，高髻这种头饰也随之消失，逐步将头饰改变为平髻，即先将前额头发留一撮后穿入用头发专门制作的发圈内，然后将全部头发收拢在脑后根部用黑头绳缠扎，剩余头发用梳子梳展后向上盘在发圈的周围，套上发网，头顶用压簪将头发固定（压簪为银制花瓶，瓶上镶嵌牡丹花或莲花，花上再饰以蝴蝶或蜜蜂等）。脑后的发圈上均匀插入十二个银制泡钗和十二个没有泡的平钗（钗长10厘米左右）。两鬓佩戴银制椭圆形，上面浮雕牡丹、莲花、蝴蝶等图案（俗称“鬓花子”），还分别装饰铁制黑色发夹。老年妇女的头饰与青年妇女的头饰大体相同，但头上的钗子比青年妇女的少，质地也有用铁的。

　　耳饰：耳朵上佩戴银制耳环，耳环下方饰有豌豆大小的空心铃铛一至三颗，也有装饰菱形耳坠或三b体育个银穗子，行走时嘎嘎有声。

　　手饰：未婚少女手腕上佩戴铜手镯，手指佩戴铜戒指。已婚妇女手腕佩戴银手镯（有无花光杆的，也有左拧花杆的），手指上佩戴银制一本书戒指、椭圆形戒指（上面镶嵌珊瑚一颗）。

　　服饰：上身内着白粗布大襟衬衫，冬天内穿蓝、紫红、绿、红、天蓝等色的大襟棉衣，下摆至臀部，两边开叉。外着大襟长衫，下摆至膝关节以下，两边开叉高，便于蹲踞，颜色有蓝、红、紫红、绿、天蓝等色。长衫上面穿黑色大襟马夹。下身着毛蓝粗布大档裤和黑色面料的大档裤，裤管用黑色丝带系束。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货”进入中国市场，汉族妇女的大裆裤已逐渐被西裤所代替，裤管用丝带系束的习俗也逐渐消失，裤子的样式和颜色、面料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鞋：新中国成立以前，汉族妇女以脚小为美，脚大为丑。脚小者美其名曰：“三寸金莲”，可择佳婿。所以，当女孩长到六七岁时，就用布带缠足，束缚双脚正常发育，使脚面突起，脚趾呈笋尖状，人为造成畸形，使其终身饱受步履艰难之苦，所以穿弯弯鞋，前端狭窄，并上翘呈船形，也称“凤头鞋”。民国时提倡女子放足，才将翘脚改为平足，鞋的制作开始宽松。普遍足蹬单梁紫、红、黄、蓝、黑等色的布鞋，鞋帮两边都绣有牡丹、莲花、梅花等图案。还穿鞋面上镶嵌有八个眼子的鞋，鞋帮两边也绣有花草图案。也穿脚面外露的方口或圆口鞋，此鞋鞋帮两边也绣有花草图案，并有鞋带和银制鞋扣（鞋扣多为银制蝴蝶、狮子、蜜蜂等图案）。老年妇女所穿之鞋一般没有绣花。

　　由于卓尼的汉族大多是由明王朝从江淮一带迁移到卓尼的无地农民和戍边屯军，使卓尼汉族妇女的服饰至今仍留有江淮遗风。明代妇女喜穿对襟圆领上衣。清代由于受满族旗袍和气候条件影响，衣服一般要求宽袍大袖，衣边要镶三层同色或异色花边。中老年妇女穿着过臀大襟上衣男服装，扎口便裤。老年妇女有穿“风头鞋”的，发结纂，不戴头饰。

　　觉乃嘉姆服饰以柳林镇的上卓，本耳镇的冰崖、麻地湾，纳浪乡的温旗、羊化和喀尔钦乡的相俄、出路、柯癿等地最具代表性，穿着对象为已婚青年女子。每当春暖花开之日，草长莺飞之时，她们利用回娘家逛会场的机会，对自己进行刻意打扮。在绾起的平髻上插上簪、钗、钿等银质饰物，鬓饰金玉梅花一对（俗称“鬓花子”），耳戴银耳坠，腕饰银手镯，发髻上苫以略带装饰性的雪白布巾，身穿宝蓝（俗称“西湖水”）过臀大襟上衣，内着白衬衣，外衣袖口饰以白色花边。到了深秋季节，则外套一件黑色大襟条绒线马甲，胸刺洮绣，题材多为“喜鹊踏梅”、“莲生贵子”、“富贵吉祥”、“一蓝（男）多子”等。腿着蓝皮裤，脚穿绣花鞋，鞋绣以梅、兰、竹、菊为多。当地有一首歌是这样形容觉乃嘉姆头饰的美丽与服饰的俏艳的：“新媳妇出门者喜洋洋，回娘家打扮的真漂亮，高疙瘩（发髻），银髻花，蓝蓝的衫子细细的腿，绣花鞋儿多漂亮。”

　　生活在卓尼的大多数汉族农家妇女，除做家务外，还要进行农业生产，因而服饰要求简单宽松，具有一种特有的朴素美。其结构更适合于参与劳动，决不用长裙飘带之类。其服饰主要的特点是下摆大、开衩高，宜踞宜蹲，起居方便，宜内宜外，是集裙衫于一体、袄袍于一炉的款式，充分表现了这一特殊区域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审美情趣，闪耀着汉族服饰文化灵秀、隽美的光彩。觉乃嘉姆服饰注重色彩的搭配，亮丽的服饰主要依靠颜色衬托，赏心悦目。据有关史料记载，从明中后期开始，服装颜色除大红、桃红外，唯翠蓝、深蓝、浅蓝为主，而蓝色让人充满一种美好惬意的遐思。那蓝色似晴朗的天空映射下透明的湖水波光涟漪，给人一种柔美的感觉，故当地妇女更喜爱“西湖水”样的蓝色。

　　明清时，中青年男子上身多以穿黑色大襟长短棉袄、短衫、皮褂（皮里布外），下身着大档裤，冬季也有穿皮袄的。而从事生产劳动时只穿短袄、单褂，多用家中手工织布制作，称作褐衫、褐褂。其具体制作方法是将羊毛洗净弹好捻成毛线，再用土织布机织成褐布，缝成圆领的大襟衣服，长至过膝者称为褐衫，过臀者称为褐褂。还有一种麻布长衫，是用当地产的一种叫做胡麻的农作物的秸秆的皮制作的。具体制作方法是将胡麻秸秆砸碎，取皮（俗称“胡麻草”）捻成线，再用土制布机织成布，缝成长短不等的大襟衣服，既耐磨，又可御寒，是穷苦老百姓经常穿的一种衣服。民国时期，一些家庭富有者穿长袍马褂，头戴红顶“狐皮”缎帽，脚着布袜缎子鞋。贫苦人家平日则穿粗布短袄便裤，偶出外或应酬场面才外罩长衫，腿着无腰套裤。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汉族男女服装鞋帽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西装革履，短裙长袜，拉练衫，高跟鞋普遍流行，款式、面料、色泽日趋现代化。